（评论员 刘煌斌）近日，教育部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3年10月15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旨在加强校外培训监管，使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从《办法》的条例中不难看出，此次教育部加大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力度，并对中小学在职教师的学科培训进行明确限定，与“双减”政策的实施环环相扣，双管齐下整顿隐形培训现象。从本质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教育公平的持久博弈，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家庭资本的过度介入与教育功能的变质。

首先，笔者聚焦家庭资本过度介入的问题。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提出文化资本理论，在该理论的阐述中，其提到教育机会的获得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如果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其子女在受教育方面更具优势。在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方面，优渥家庭往往能够给予儿女较好的物质条件，例如成堆的书籍和培养音乐才能的乐器；在具身化的文化资本方面，精英阶层的家庭从孩子小时候就会营造一种和谐有爱的环境来影响孩子。这些我们看不见的文化资本，正是家庭资本的一种表现方式。现阶段家庭资本的投入集中体现在补习班、家教、研学等方面，校外培训正成为家庭资本竞争的阵地，因为中国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教育的起跑线，甚至在教育过程也加以介入。透过现象看本质，培训现象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家庭资本的过度介入，更深层原因还是教育焦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对1334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进行一项调查显示，78%的受访家长表示，“隐形变异”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存在加剧了教育焦虑。可以看出，教育似乎不再是学生一个人的事情，更是整个家庭资本的介入，教育似乎成为各大家庭竞争博弈的手段，公平自然无从谈起，而竞争日益激烈势必会引发焦虑情绪滋生，造成恶性循环。

从另一角度出发，校外培训行为的猖獗侧面反映了教育功能的变质。现今的教育似乎变得功利化，更像是一种方式手段而不是教育本身。从动态上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的流动，换言之，教育是阶层跃升的手段。底层的人想要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精英阶层的人则希望通过教育巩固家族优势地位的传承。在功利化的社会里，很少有人会去反思教育的本质，而仅仅只是看到教育的功利化作用。因此，为了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隐形资本的投入是解决之道，那么，校外培训屡禁不止似乎也就有迹可循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教育真正的功能是什么？不是晋升方式，不是巩固手段，而是创造公平的机会，使社会成员都有发展自身的可能性，进而促进整个时代的进步。

那么，如何有效处理非法校外培训现象？笔者认为，单靠政策的打压稍显不足，更关键的是多管齐下，疏导思想。首先，政府应在规范校外培训的同时，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并扭转将教育分层、学校分三六九等的做法；其次，构建才学社会是教育公平实现的前提。简言之，教育机会和资源的分配标准是一个人的能力、学识和努力程度，而非家庭背景、性别和民族等。最后，在打压此类培训现象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处境不利群体的机会补偿和优先扶持，缩小资源差距。

笔者一直坚信，公平是一种高度，教育公平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但久久为功，我们需要勇气和决心，在攀登的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无数挑战和困难，但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达到公平的高处。